勃朗特姐妹的爱尔兰之根

为什么在一个家庭里同时诞生了3个天才的女作家？为什么三姐妹的写作具有如此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不合时宜的叛逆？为什么与其它英国女作家们（如简·奥斯汀、盖斯凯尔夫人与乔治·艾略特）相比，她们显得如此不合时宜或不可思议？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评论家和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试图破解勃朗特家的“文学之谜”。我也带着自己的疑惑，穿行在霍华斯的建筑、教堂、墓地、故居、酒吧、街道、荒野、蒸汽小火车之间。

在勃朗特故居博物馆，陈列着后来的研究者们千方百计地收集到的勃朗特家的物品：手稿、书籍、衣服、家具和资料。有一个特别的细节引起了我的关注——勃朗特家与爱尔兰的密切渊源。如果不是在爱尔兰访学，从都柏林来到霍华斯，也许我根本就不会关注到这一点。勃朗特姐妹身上与众不同的野性、狂暴和叛逆和对独立、自由、平等的渴求在某种程度上是迥异于英国本土的爱尔兰精神气质的体现。

帕特里克·勃朗特于1777年3月17日出身在北爱尔兰道宁郡（County Down）的埃木得尔镇（Emdale）。道宁郡是位于北爱东南部盛产传说和神话故事的美丽海滨，是5世纪为爱尔兰带来基督福音的圣徒帕特里克（St.Patrick）的传教之地。很巧合的是，帕特里克·勃朗特的名字不仅来源于这个圣徒，而且还是在“圣帕特里克节”这天出生。他是一个贫困的务农家庭中10个孩子中的老大，聪明好学，自学成才，曾经做过学徒和老师，后来凭借自己的锲而不舍考上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神学；作为第一代移居在英国的爱尔兰人，帕特里克当然会有意或无意地抹去自己身上的爱尔兰特征，主动认同英国主流文化，例如他试图掩盖来自北爱尔兰乡村的浓厚口音，把自己的姓“Brunty”改为法语发音的“Brontë”。

为了远大前程，勃朗特先生把自己的爱尔兰之根移植到了英格兰的霍华斯镇。虽然离开了故土，但他一生都与爱尔兰的老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桀骜不驯、富于怜悯的精神气质也遗传到了孩子们的血液中。这位热心诚恳的牧师才智丰富，喜爱阅读，发表了一些诗歌和小说，并亲自教孩子们一些有趣的爱尔兰语言和神话和传奇（夏洛蒂在13岁创作了《爱尔兰冒险》），这种言传身教对孩子们而言是不可替代的影响。

勃朗特姐妹们生活的年代，恰逢爱尔兰与英国关系最紧张、最恐怖的时期。1840 年在爱尔兰发生的土豆瘟疫一直持续到1847年，饿死了近250万人（此时，勃朗特牧师的父母兄弟们都住在北爱尔兰）。1846年8月，夏洛蒂陪父亲到曼彻斯特做眼睛手术，城里挤满了从爱尔兰落荒而逃的饥民们。她在这里完成了《简·爱》，小说中经常提到烂土豆、饥饿、疾病和死亡，以一种微妙的潜在方式隐射了大饥荒时代爱尔兰人的艰难处境。《简·爱》和《呼啸山庄》在1847 年发表之际，温文尔雅的文坛被一种“混乱和狂暴” 之声激怒了，有人斥之为“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具有“颠覆固有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 的意图。

简和希斯克里夫这两个孤儿出身的外来者形象如此相似——他们身上的“混乱和狂暴” 完全不同于那些温柔乖巧的英格兰小姐和彬彬有礼的绅士们。我注意到《简·爱》中第一次出现“爱尔兰”，是罗切斯特对简说：“我已经从我未来的岳母那儿听说，有一个在我看来挺合适的位置，是在爱尔兰的康诺特（Connaught）的苦果山庄（Bitternutt Lodge），教狄奥尼修斯·奥高尔太太（Mrs. Dionysius O' Gall）的五个女儿； 我想你会喜欢爱尔兰的； 听说那儿的人都很热心。”“gall”与“苦果山庄”的“bitter”意思相近，有“怨恨、苦物”之意；“康诺特” 是爱尔兰西海岸一个荒凉偏僻的省份。这暗示了爱尔兰是一个苦不堪言、类似流放之地。罗切斯特心怀叵测地要把简安排到爱尔兰最贫瘠荒凉、最苦不堪言的遥远之地，这激发了简的强烈反抗。站在罗切斯特所代表的富裕强大、傲慢无礼的英国人面前，才貌平庸、矮小卑微但自尊极强的简恰似贫困弱小、孤苦伶仃的爱尔兰，她发出的振聋发聩的爱情宣言也可视为1922年爱尔兰人的独立宣言：

“我不是按照常规习俗，也不是通过肉体凡胎同你说话，而是你我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

简的刺耳言语毫不示弱地宣告了几个世纪以备受英国殖民压迫的爱尔兰人一直在不屈不饶地争取的政治权利。

简与罗切斯特的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从夏洛蒂的爱尔兰立场暗喻了处于经济和文化弱势地位的爱尔兰与富庶、强大的英国的联姻——通过简在精神和经济两个方面的自由、独立与罗切斯特的残废、挫折与谦卑。在小说中，简不愿意去遥远荒凉的爱尔兰，与心爱的人隔海相望；但在现实中，夏洛蒂却毫不犹豫地嫁给了一位土生土长的爱尔兰牧师，并随之探望了他美丽的家乡。也许对她而言，父亲和丈夫身上的爱尔兰性是她永远无法摆脱的血缘、地理、文化、记忆上的巨大遗产，也是她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最终皈依。

在都柏林访学期间，我询问了一位地道的爱尔兰人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爱尔兰人具有特殊的艺术气质，出现这么多影响世界的非凡作家？” 他回答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词：“Crazy（疯狂）”。这个抵达爱尔兰灵魂的词令我想起《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和《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某种“疯狂” 或“骚乱” 的艺术天赋的确构成了爱尔兰人极其突出的个性，这或许与爱尔兰人自古以来反抗对外来侵略者、不达自由决不罢休的沉重历史有关。我们在不少具有爱尔兰血统的作家身上可以发现某种惊世骇俗、无拘无束、幽默滑稽的艺术天赋，从“讽刺大师” 斯威夫特到“幽默大师” 萧伯纳，从热衷于通灵术的叶芝到疯狂的天才大师乔伊斯、贝克特，更不必提狂放不羁的王尔德。勃朗特姐妹的文学传奇亦可放置到英国－爱尔兰的文学传统中加以理解，她们写作中所饱含的不可遏制的激情、令人震惊的反叛精神和对自由与尊严的热切渴求，无不表现出她们不容于英格兰的“他性” —— “爱尔兰性”。透过勃朗特三姐妹的写作，我们或多或少可以体验到爱尔兰与英格兰——这两个民族之间复杂幽深的冲突与不断交融的历程。越来越多的当代研究者们也把目光投向了勃朗特家的爱尔兰之根。

勃朗特故居的对岸是一片低洼的原野，有一条峡谷穿过，掩映在碧树丛中是一条19世纪开通的小铁路，把霍华斯镇与伦敦、曼彻斯特等外部世界连接起来。1844 年，在姨妈的资助下，夏洛蒂和艾米莉登上蒸汽小火车，跨越大海，留学比利时，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这次旅行的第三天，我也登上了100多年前姐妹俩坐过的老式蒸汽小火车。离别之际，回望霍华斯的教堂、墓地、故居和荒野，我想起了简·爱的话：

“真正的世界是广阔的，有一个充满希望和恐惧、感动和兴奋的天地，正在等着有勇气进去、冒着危险寻求人生真谛的人们。”